比方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我都把它们接到武汉大学来开。
（《论语·子路》）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这就是说，执政者必须从端正自身开始，通过其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去治理民众（正人）所以我们的传统非常重视经典的做人教育。
现在民间发展到这个程度，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到了一个关口，需要转变。所以我们教育工作者，包括我们推广经典教育，一方面延续儒家的这种教育精神，同时也在贯彻国家的教育任务：立德树人，关键是怎么来做。我们现在的教育在逐渐回归传统教育，十八大以来，十九大以来，开始重视传统教育。现在罗安宪教授把经典诵读输入到体制内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所以我觉得，未来经典进入校园也要如此。
我们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立德树人，我觉得这四个字非常好。天地之间人为贵，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一个底线。我先后在武汉大学开了十几门课程，其中最主要的课程，除了中国哲学史之外，就是经典的课程，比如四书、老庄、礼记、先秦儒家哲学，等等的导读课程。
这也是我们从萧先生的身教言教中，最能学到，最感人，也最身体力行的东西。像我的老师待我们一样，我也这样培养我的学生，尽量推荐论文发表，提供机会让他们到海内外去游学，增强他们的才干。杜维明与成中英教授到现在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过长江摆渡，汽车开到江边，还要上船摆渡，这样才能过到黄州去。总体来看，江天骥老师的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研究，陈修斋老师的西方唯理论哲学研究，杨祖陶老师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陶德麟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萧萐父老师的中国哲学研究，刘纲纪老师的美学研究，张巨青老师的逻辑学研究，老师辈的奠基使得我们武大哲学系学科门类相对齐全，经典比较扎实，学风也比较好。
如果要违背原则，我会拍案而起，绝对不干。为什么要办国学试验班呢？主要还是想培养一点读书种子，一方面是做人要正派，有君子人格，有士操。
所谓从游，就像小鱼跟着大鱼，我深有体会。反过来说，我累积的生活经验比他们丰富一些，对于哲学问题，我的理解也更加契合。我亲眼看到了哲学系的发展。我这四十年，简单的说，就是在武大读书教书的四十年，我和武大、和哲学、和国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杨祖陶老师讲课，是不带讲义的，有时候仅拿几张卡片。这一届同学特别多样化，以后不少同学都以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为学习的宗旨。第一点要克服文史哲分家、分科，我们希望深度地打通文史哲，当然精专和博通是互为基础的。我们也提拔和培养了很多人才，像丁四新教授，他是出身农村的农家子弟，我们倾心的去培养这些农家子弟，他现在做得很好，是长江学者。
哲学院中生代很了不起，如马哲的汪信砚与何萍教授，西哲的邓晓芒、赵林、朱志方教授，中哲的萧汉明、李维武、我与吴根友教授，宗教的段德智与麻天祥教授，美学的陈望衡、彭富春、邹元江教授，逻辑的徐明、程炼教授，心理学的钟年教授等，都有较大影响。杨祖陶老师也是贺麟的学生，他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从康德到黑格尔。
只到后来分到哲学系后，我才发现，我最适合学哲学。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呢？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过去的教条主义束缚相脱离。
人的一生和各色人等打交道，一起生活，委屈、遗憾总难免。唐先生的文章很短小，不空发议论，有精专扎实的史料基础。在我与同人的努力之下，国家刑诉法也做了初步的修改，这对完善我们的法制建设有一定的贡献。他对我说：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还申请什么资深教授，那不是徒有虚名吗？又不能做事，让国家多花一些钱财干嘛呢？他不愿意要这个虚名，但是他又不否定已经是资深教授的老同事，尊重他们。针对我们几十年以来文科培养的缺失，我们创办了国学班，给当时全国所有想办国学院和国学班的同仁提供了参考，主要是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我们如饥似渴的读书，听讲座，泡图书馆。
这是规模很大的学术会议，我们也开了深入的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大小形式多样的会议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我坚守的原因，实事求是的说，因为我是湖北人，家在这里。
您是1978年10月进武大哲学系念书的，到今年9月刚好满40年。武大中文系的李格非先生，是编字典的，研究音韵学，他是黄焯先生的学生，在60年代文革前，他和唐先生被教育部派到日本去，给日本的学者们讲过学。
陈修斋、杨祖陶老师在西方哲学的两块，法国的唯理论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身体力行，下功夫对原典的翻译、研究。我们的老师希望我们中西兼通，我们还没有做到。
他们还鼓励学生批评老师，像黄卫平同学写文章批评萧老师的观点，萧老师就在我们学生中表扬他，还把他的文章推荐出去发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间，有很多西方哲学家访华，都是他们邀请的，比如张申府先生，他是第一个研究罗素的中国人但我们的师生情感是在改革开放精神，做人做事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不是邪门歪道的攻守同盟，而是出于道义。当时我们因为长期受到文革的束缚，在各方面是比较左的，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数是糟粕，没有什么能在现代创造转化的东西。
这四十年以来，我们武汉大学文史哲的专家们，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回顾自己在武汉大学的四十年，从师从哲学大家萧萐父先生的哲学系学生到当今的世界儒学研究的杰出人物，这位直到70岁还坚持在教学一线的教授至今笔耕不辍。
2003年我到日本去做研究的时候，日本学者都非常重视武大，一听说我是武大来的，都提唐长孺先生，还要提一个李格非先生。我们的学科比较齐全，在我任上，同时撑开了八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武大中文系的李格非先生，是编字典的，研究音韵学，他是黄焯先生的学生，在60年代文革前，他和唐先生被教育部派到日本去，给日本的学者们讲过学。萧老师不仅学术根底扎实，而且思想活跃，他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
研究生方面除了经典课，我开了哲学史方法论、国学前沿与方法、儒学研究专题等等。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整整四十年。很多问题都值得我们从古希腊到近代的西方哲学，从先秦到现代的中国哲学来反哺和提升，去学得一种看待问题的方法。老师们为了给我们上课，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
萧、李、唐三位老师待我们非常平易亲切，在他们的提携之下，我从助教、讲师一步一步做到副教授、教授。从2000年的年底到2003年我是人文学院的院长，03年到07年是哲学学院院长，07年秋我主动请辞，请朱志方教授继任。
我培养学生，重视他们为人为学的基础。有一年我年轻气盛，因为和老师有不同意见，对老师有所埋怨，老师很宽厚的说了一句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他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我们师生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我们彼此的心吗？我感动得流泪了。
有一次我都准备走了，学界有前辈劝我，说：小郭，离开武汉不一定就适合你，你就在武大哲学系，坚持一阵就好了。我到萧老师家，看到老师和师母两个老人孤独地站在门口焦急的等我，说：只有你代我们去看望林安梧了。
